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等5项考古的重要成果。无论是北方新型史前文化的发现，还是边疆地区祭祀制度、手工业技术发展，抑或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建筑营造，考古再次让人们看到了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绵延不断、多元一体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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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一种新的北方考古学文化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

尚义四台遗址可以区分为年代不同的五组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在第一组遗存中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6座半地穴房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认为：“这是四台遗址最大的亮点，它们是证据最充分的、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房子。这就是定居的开始。”第二组遗存中也有4座半地穴房址。这些成组的房址，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实证，表现了人们从旧石器时代那种流动性栖居，向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转变。

遗址还出土了压印纹陶器、细石器等遗存，再结合半地穴房址等，四台遗址的特征鲜明前所未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表示，这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被命名为“四台文化”。“这是我们北方万年文化史的最新实证。”他说。

第五组遗存出土了一只大口尖圜底罐。赵战护介绍，在目前国内的报道中仅此一件，但它神奇地体现出与俄罗斯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陶罐在纹饰和器型上的相似性，展现了四台遗址与更远的北方文化交流与互动。四台遗址在不同时期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见证。

苏峪口瓷窑遗址出土的白瓷罐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四角坪遗址建筑布局示意图，建筑呈中心对称布局 国家文物局供图

辽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俯瞰 国家文物局供图

古城村遗址出土的螺蛳壳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四台遗址第五组遗存出土的尖圜底罐 国家文物局供图

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找到滇文化的一个源头

古城村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蛳壳与灰土层交替堆叠形成。这些贝类，主要是来自滇池的螺蛳。螺蛳壳被用来做建筑材料。考古发现了大量被古人食用螺肉后丢弃的碎螺壳，碎螺壳与灰土层层交替堆叠形成居住面或者路面，完整的螺壳也被用来作为居住面下面的垫土层。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然朝介绍，在房址的周围，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螺壳堆”遗迹——由粉色的砂岩粉末和完整螺壳混合形成的一种堆状的遗迹，平面形状接近圆形，螺蛳堆的东西两侧都有规则的圆形柱洞。“从堆积特征和形式推测，此类遗迹可能和某种手工业加工有关系。”她说。

螺蛳与滇池区域生活的人们关系密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贝丘遗址在云南地区是一种文化现象，南诏起源神话传说就有和螺蛳相关的故事，滇池早期建成传说也是如此。”古城村遗址厚达数米的螺壳堆积，以及大量独具贝丘遗址特色的遗迹遗物的发现，再现了湖滨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捞螺捕鱼的文化景观，也为全面探讨滇文化出现之前，滇池地区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族群构成、古滇池环境变迁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疑似始皇西巡祭祀场所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四角坪遗址是一处秦代大型建筑遗址，专家推测可能为秦始皇西巡祭祀场所。

四角坪遗址是人工将原有四格子山山顶削平，形成面积约为28000平方米的山顶平台。平台外围夯筑一圈围墙，平台上筑高台、建廊庑。四角坪遗址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整体呈中心对称，每组建筑之间又呈轴对称。“俯瞰遗址，如同一个编织精美的中国结。”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表示，如此规模、规制的建筑群在国内同时期考古发现中是相当罕见的，推测为秦帝国时期大型礼制性建筑，是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标志之一。

文献记载，秦始皇在东巡之前，曾在统一全国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今平凉、庆阳地区）与陇西郡（今天水、陇南、定西地区），礼县作为秦人的祖庭之地亦在巡视范围。该遗址建筑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初步推测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特殊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很可能就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礼仪制度及建筑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这是西夏的“官窑”

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柴平平介绍，苏峪口瓷窑遗址是全国瓷窑址作坊遗迹保存最好的窑厂之一。在窑厂周围发现了作为原料的石英矿、瓷土矿，作为燃料的煤矿，还有作为水源的冲沟，揭示了完整的窑业布局。此外苏峪口瓷窑遗址还揭露了完整的窑厂遗迹，有石英加工区、成型区（瓷土堆放与拉坯成型区）、施釉区、存储区（原料存储、晾坯、仓储）、烧成区和废品堆弃区，展示了瓷器生产的“一条龙”。

以前在西夏陵、贺兰山西夏离宫等高等级遗址，以及南宋都城临安都曾发现过苏峪口瓷窑遗址生产的瓷器，此次在苏峪口瓷窑遗址还出土了“官”字款匣钵。专家们综合推断，此处遗址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遗址出土瓷片数量47万多件，瓷器产品主要为精细白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指出：“过去总说宋代人喜欢青瓷，考古证明，宋朝统治阶层、士大夫可能更喜欢白瓷，西夏统治者也喜欢白瓷。西夏官窑生产白瓷，说明西夏虽和宋朝在激烈交战，但文化上还是受到宋朝影响。”

苏峪口瓷窑遗址作为西夏瓷窑场，在北方传统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秦大树认为，可能是苏峪口瓷窑派人去景德镇学习，甚至可能是景德镇窑工来此生产，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契丹族“汉化”的皇家建筑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代五京之一。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

辽代是由契丹民族创建的多民族王朝，辽上京是辽代五京中营建最早、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此次发掘的是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该建筑在辽代始建时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辽代改建后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后均出月台。这一台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目前发掘所见的宫城内宫殿建筑，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地表保存最高的建筑基址，说明这座建筑从辽代始建起，就是都城内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考古发掘证实该建筑在辽金两代经历过三次大规模营建，三次营建过程中，建筑的轴线位置、朝向和院落规模沿用未变，但三次营建的建筑规模、殿身形制结构和夯土基础做法均有所不同，体现了建筑时代和等级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所在院落为南向，“这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认为，契丹王朝在宫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东”的传统，另外，也吸纳、尊重中原传统，像南部的孔庙、国子监这些建筑，没有改变它们“坐北朝南”的特质，这也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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